我们知道唐代人爱酒，尤以文人墨客最甚，其实汉代又何尝不是如此，比起唐代也并不逊色。汉代人普遍嗜酒，所以酒的需求量很大，无论皇室、显贵、富商，都有自设的酒作坊制曲酿酒，此外，民间还有不少自酿自卖的小手工酿酒作坊。—些作坊的规模发展很快，不少作坊主甚至因此而成大富，有的甚至“富比千乘之家”，这都是当年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载的事实。
汉代，酒的酒精含量较低，成酒不易久存，久存便容易酸败。因为酒里的水分含量较高，酒味也不烈，所以当时的一些能饮者才可能多至石余而不醉。到东汉时，由于已能酿成度数稍高的醇酒，故人们的海量才渐有下降。西汉时一斛米出酒三斛余，而东汉是一斛出一斛，酒质自然也有了很大提高。汉代的酒多以原料命名，如稻酒、黍酒、秫酒、米酒、葡萄酒、甘蔗酒等，另外还有一些添加配料的酒，如椒酒、柏酒、桂酒、兰英酒、菊酒等。那时质量上乘的酒，往往以酿造季节和酒的色味命名，如春醴、春酒、冬酿、秋酿、黄酒、白酒、金浆醪、甘酒、香酒等。汉代时，名酒也有以产地命名的，如宜城醪、苍梧清、中山冬酿、酃绿、白薄等。这些酒名不仅见于古籍的记述，而且见于出土的一些竹简和酒器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谈到汉代用酒量很大，说是“有礼之会，无酒不行”，无酒不待客，不开筵。
有了许多美酒，又有了许多的饮酒机会，许多的人也就不知不觉间加入到了酒人的行列，成为酒徒、醉鬼。有意思的是，汉代人并不以“酒徒”一名为耻，所以当时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。

如有以“酒狂”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，还有自称“高阳酒徒”的郦食其，连开国皇帝刘邦也曾经是一个酒色之徒，因为他早年就常常醉卧于酒馆中。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，曾因醉而卧途中，所以才被人称为“醉龙”。继王莽而登天子宝座的更始帝刘玄，“日夜与妇人饮后庭，群臣欲言事，辄醉不能见。”不得已时，就找来一个内侍代他坐在帷帐内接见大臣。这更始帝的韩夫人更是嗜酒如命，每当夫妇对饮时，只要有臣下前来奏事，夫人便怒不可遏，以为坏了她的美事。有一次，这夫人一巴掌硬是拍破了书案。要说的话，能见于史书记载的女酒徒并不多，但这韩夫人当数得是第一位了。还有被曹操杀害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，生前也是十分爱酒，他常叹：“坐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！”又如荆州刺史刘表，为了充分享受杯中趣，特制三爵，大爵名“伯雅”，次曰“仲雅”，小爵称“季雅”，分别容酒七、六、五升。设宴时，所有宾客都要以饮醉为度。筵席上还准备了大铁针，如发现有人醉倒，便会用这铁针去扎他，以检验是真醉还是佯醉。
当代考古发掘到的中山王刘胜夫妇墓，墓室当中就摆有３０多口高达７０厘米的大陶酒缸，缸外用红色书有“黍上尊酒十五石”、“甘醪十五石”、“黍酒十一石”、“稻酒十一石”等，估计当时这些大缸总共盛酒达５０００多公斤，这还不包括其他铜壶里装着的酒。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记有刘胜“为人乐酒好肉”，这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了。
（编辑：王宏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