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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是些俗事——以此送别车福老先生  嘉嘉


99岁的车辐老先生昨夜(2013年元月22日) 辞世。朋友赵蓉在电话里说过后,我心里竟没有半点伤感和痛感。个把小时后,直到在一张给他家人的哀悼卡上写下几个字时,才突然地泪水直下。
百年对于一个人来说,足够奢侈,而车老的高寿也少有人不眼红,尤其是百年还未昏聩,未痴呆,未帕金森,还能吃,能读书,能用蝇头小楷写日记,还能和别人交流读书体会。有次车老跟我神秘兮兮地说:“你不可能把天下的书都读完噻,要是平时多跟读过的人摆,那就是赚了嘛。”
那些年,白杨走了,谢添走了,巴金走了,他见到我却说:朋友都走了,就缺我了。口齿不利落,面目却轻快。
那天我在东风路文联宿舍碰到川报“名记”许佳,我说车老是你们娱记的老前辈哦,许佳回答道:“当然。”
车老这一生经历琳琅,行走亦颠簸,相信好多行当的人都会对他给予专业评说,娱记只算其一,更有演艺、文学、曲艺、饮食等,而我在这里要说的,都是与车老有关的俗事。
1979年秋天,我到省文联工作。那时文联大院还是从前老四川公馆的样子,平房小院,几重几进,后花园,戏台子,青花瓷凳,雕花屋檐,彩玻镶门,虽然看上去败色纷纷,但也还残留着隐隐大家的作派。我当时因为没有自己的居室,所以在办公室支了张床,不过在自己办公室支床的还有车辐先生。他那间小屋紧靠礼堂左侧黑黝黝的巷道,每天一到下午,巷道差不多就伸手不见五指了。

1995年初春的一天,车先生在成都大慈寺露天茶园为一众朋友秀自己的掺茶功夫。
之前,我在湿热的云南呆了8年,回成都后,一入冬天就感觉自己每天都被阴冷的雨雾弄得手脚没地方放。有一天,车先生在院子里向我招手,我去他办公室才听他说:“今天要温酒给你喝。”“温酒”,这话听起来又暖和又有书卷气。
车先生的办公室以杂乱无章闻名。书报杂志打堆,桌上、地上、床上、墙角,到处可见信件和文稿。屋中央置有一火炉,炉膛上方坐了只遍体伤痕的瓷盆,只见他把黄酒从土罐直接倒进了一个同样是歪瓜裂枣的瓷盅内,然后搁热盆里泡一阵儿,就算是把温酒这事办完了。我们当时一人分得半盅,他还教我捧手上不断地搓。他对我说,要是往黄酒里加些话梅或姜片,口感会更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喝“温”过的黄酒,与后来我若干次再吃它时相比,虽说过程简朴,所用容器也粗糙,但奇怪的是,几十年过去了,就这一次温食黄酒还让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多年后,我居然又成了车先生家的邻居。一次我去看望他时,他还高声提醒老伴儿——给嘉嘉带瓶黄酒走。我那天带走的这瓶绍兴花雕,包装上标明了它诞生于1664年,而出厂日期为2000年5月21日。这瓶酒,我至今都没动。
从第一次喝黄酒以后,我便开始了跟随车先生东杯西盏、南箸北勺的饕餮经历。那时国家还没有取消票证,市场上的食物也是相当不丰富,可是却不晓得哪来那么多要请车先生吃饭的人,而我每次跟着车先生出去,也是本着少说多吃的原则,我也因此让自己的吃货品质渐涨。当时成都有名的“三大园”——蜀风园、竟成园、荣乐园我们都去了,而车先生每次进去坐下后,都是一边品人家的招牌菜,一边给我们讲与该店有渊源关系的老板或厨师的故事。

 

1992年1月14日,车先生在成都蜀风园品味后,与该店部分厨师及《四川烹饪》的采编人员合影留念。
我随车先生去位于华兴街的“盘飧市”时,他指着店里的几口大卤水锅对我说:“人家才是正宗的老卤,文革那样子打仗,都没把这锅卤水打翻在地,这也证明了一点,人的肚子嘴巴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”有一次车先生带我去吃“努力餐”,他不顾桌前还有其他来客,多次敲击酱爆苦瓜的盘子暗示我多吃点。这道菜瓜白酱红油色清亮,只要你一吃,肯定会忍不住要再吃三吃。当时,车先生还对我的某种极不上道的吃法表示不屑,他说:吃菜得用“品”才对得起厨师和食物。从此,我便注意去观察车先生都是怎么品味的。我发现,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名菜,他总是会先夹两筷子放嘴里慢嚼细咽,等到回味一阵后,才去评价这菜是盐多了、醋少了,还是油重了、炒久了。好像每次作点评时,都有大厨立在餐桌边听得直点头。
车老对饮食太懂行了。买香肠,他说一定要买“香风味”店里的;吃粉蒸牛肉,说一定要去吃皇城回民餐厅的。他还告诉我:东大街的“金玉轩”醪糟、盐市口“竹林小餐”的拌白肉和“三友凉粉”的凉粉凉面,不仅味道正宗,而且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手艺。
那时车先生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,出门骑辆破自行车,连上车的姿式也和年青人一样——一脚滑行,一腿甩得高高的越过后座架。那时的车先生能跑路,也不怕跑,每天的活动量大,胃口自然就好。我所见到的最惊艳一次,是他一口气就吃了五碗抄手,外加一碗汤圆,而30年前的名小吃,不仅质量和分量都够,而且绝无缺斤少两的情况。
车先生为四川美食写过专著,只有读过的人才晓得,他的好吃天性是如何从舌尖升华为纸上经典的。而那些怀揣金刚钻的名厨,又为啥对这个食客那么恭敬呢?也只有在读过他的书以后才会明白。美食于我们许多人是过瘾,可是在车先生那里,却是技术和艺术,是一种可以世代相传的生活。
一直以来,我都挺怀念跟着车先生混吃混喝的日子。那时我刚从文化稀薄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返城,一脚居然就踩进了这“知识分子成堆”的地方。
我在省曲艺家协会工作的那段时间,见到车老的时候还要多些,凡是协会组织演出或者研讨会一类的活动,他差不多都会让儿子车新民用轮椅推着他来参加,应该说他是文革后省曲协最早的工作人员和领导,也是一位出色的曲艺工作组织者和理论家。在我刚接触曲艺时,两眼一抹黑,因此我得补课,课目之一就是大量阅读由车先生撰写和编辑的四川曲艺史,以及有车先生参加整理的关于老艺人及其曲目的文字。车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,曲艺是个了不起的领域,虽说起于民间,但她足以立于人类文明这个博大的艺术殿堂。
每年过春节前,协会总是要买些食品和日用品去看望老同志。有一次,他对我们送去的一大提圈筒纸大感兴趣,当时就乐呵呵地叫来了老伴儿,对她说:“这下子你就不得喊我省着用了嘛。”记得在我闻悉阿姨去世的那天,我立刻就赶过去看望他,当然是怕不测。当时他眼睛通红,挺着对大家说自己还好还好。随后他拿出一个笔记本来,并告诉我是女儿刚买给他的,用来记日记。他翻开给我看以前记的,一页页都是漂亮老到的字。我问他现在都有啥好记的喃?他说:“你看我还是多划得着的,原先说要坚持活过跨世纪,等跨过来后,又想自己要活到2008年看奥运会,反正每天我都要写点儿什么……”那天他有点儿语无伦次,加上一场大病后说话有些绊舌,因此,我那天听他讲话比哪一次都费劲。
车先生走了,走得干干净净,许多媒体人在他去世的第二天都蹲守在他家单元门口,电视台还把电视直播车开来横在大院的公用厕所旁,可是子女们却遵照先生的遗嘱,没有为他举行任何送行仪式,我当时就在心里想:车先生早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了,他连身故后要把遗体捐给华西医院都说好了,可是今天来的这么多记者又是在等什么呢?
补:写完小文后,才看到《成都日报》记者梅柏青在我微博上的留言:“可敬的老人,犹记那次车老参加我们队上的知青聚会,他桌上谈笑风生,饭后居然把剩下的菜都叫儿子打包带走,受教了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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